“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 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可在著名马评人陈彼德的眼中，今年的重阳节却多了一份遗憾。著名马学家、第一届中国马会副会长、宁夏农学院教授王绍松先生于10月1日在银川去世，享年76岁。听闻噩耗，陈彼德唏嘘不已，感慨万千，不禁回忆起当年在广州赛马会与王绍松先生共事的日子。
广州赛马会盛况
上世纪九十年代，乘着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好时机，广州借鉴香港赛马的经验，开始开办马场，组织赛事，成立广州赛马会。“南船北马，很多的广东人除了香港赛马之外很少能见到马，所以当马在广州跑了起来，很多珠三角的市民对此是热情高涨的。”陈彼德回忆道。
广州赛马会成立之初，可谓是百废待兴，不仅基础建设、组织筹备等需从头做起，更重要的是人才筹备和马匹的购买以及赛事的运营和宣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赛马会延请解放前就是骑兵军官的张汉文做马会总教练，张汉文也带了很多内蒙体工二大队的专业人员过来。同时，在张汉文的提议下，广州赛马会也特别邀请了时任宁夏农学院畜牧系副教授、全国马匹育种委员会马术组副组长的王绍松先生作为他的助手。
王绍松参与裁判的1996年“中国杯”是后来“中国速度赛马巡回赛”和“锦标赛”的雏形
“在广州赛马期间，我和王绍松先生其实很早就认识，我当时负责办公室工作，很多关于赛马的事项必须经过办公室的上传下达。”陈彼德说，“除了日常行政事务，我也经常为广州赛马会比赛讲马。每次为了了解马匹情况，我都会专门向王绍松先生请教，他非常鼓励我从事评马这个行业，也建议我如果有机会，必须对马的相关知识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学习。”
“1996中国杯速度赛马大奖赛，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次规模最大的比赛，也是中国速度赛马巡回赛和锦标赛的雏形。”陈彼德介绍道：“那时候裁判组队伍中有王绍松，姚新奎，党朝贵等老一辈的育马人，而我当时也主要是配合裁判组的工作。”
在频繁的接触当中，王绍松先生给陈彼德细讲了当时的广州赛马会的马种构成。当时广州赛马会用两种马比赛，一个是纯血马，一个是国产马，国产马又细分为三个马种，一是三河马，另一个是新疆的伊犁马，这两大品系是非常有名的。第三种马是王绍松在深入内蒙买马的时候发现的新马种——科尔沁马。
科尔沁马
“广州赛马会成立初期，很多人并不懂马，王绍松就带着购马队深入东北、新疆、内蒙去买马，大概买回来六百多匹国产马。”陈彼德说，“这时候，王绍松先生就跟我说他在内蒙古在科尔沁草原上也就是现在莱德马业所在地，发现了一个新的品种叫科尔沁马。科尔沁马在广州赛马会的烙号是‘5’字开头的，就‘501’到‘599’，当时它的表现非常稳定，并不亚于三河马和伊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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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为广州赛马会内部比较复杂，结构比较臃肿，部门繁多，就成立了一个育马公司，这个育马公司当时王绍松和王卫平（现为北京一赛马俱乐部老板）在育马委员会。”陈彼德回忆道，“每年我们都会接待外宾到广州赛马会来访问，所以都会跟育马公司对接。”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他跟王绍松接触非常频繁的一段时间。
陈彼德说，当时广州赛马会在国内有很多创举，其中有一项就是王绍松的手笔，“1999年10月份，王绍松去墨尔本买马，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用飞机从国外运马。买回来大概一百匹，当时全国引起了轰动。这是第一次国外马走入到中国大陆来，所以那次赛马也是让国人感到非常吃惊，哇，第一次看到纯血马。在此之前，广州赛马会的纯血马是采用澳门赛马会和香港赛马会的退役马。”
陈彼德说到王绍松先生离开广州时，感到十分遗憾：“广州赛马会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笼络人才，找到了很多像王绍松先生一样的学者、育马人才。可惜后来广州赛马会采取的是博彩性赛马，对马的品质、采购没有一定重视，王绍松先生那时候也因此没有受到重用，他的行政职务只是一个部门副职。”
作为一个评马人，陈彼德一直记着王绍松给予的建议，常常在出差工作之余，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有关马书籍和专业文章。“在很多文献里都会看到王绍松、李文斌等老一辈的育马者，他们为中国赛马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陈彼德说道，“王绍松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他认为一些学者写的书籍是没有经过认真考究的资料，对与这些资料，王绍松有着不同的看法。”
离开广州赛马会之后，陈彼德一直在尝试与王绍松取得联系：“实际上我一直在找王绍松，听说他身体不好，前两年我打听过他，还通过一次电话，我当时想请他出来（广州），但他说身体不好。作为晚辈，我一直很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但不幸的是这位马届的前辈去世了。王绍松等学术专家们作为一代育马人为马匹改良做出很多突出贡献，但他们因为在中国赛马没有放开，事业受困而郁郁寡欢却仍顽强坚持，他们的经历激励我们后辈人，希望中国赛马的明天能因为马圈人的这种传承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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