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红衣的司仪骑师首先骑入赛道，枣红色的大马，甩着尾，仿佛压阵的马王。一匹匹兴奋的赛马，紧跟其后，它们驮着骑手，油光水亮，在观众前，先是小跑，然后迈开了蹄。
起跑闸打开，十四匹马像一支越拉越长的箭。看台上，人们站了起来。更多人则涌向赛道旁的护栏，讲解员不得不警告他们不要大叫，这会吓到马儿。
这是10月底的武汉，东方马城，2014年全国速度赛马锦标赛的赛场，一千米的比赛，一分多钟，马儿们便跑过了终点。
大屏幕上开始滚动出现猜中头马的观众的编号，所有猜中头马的人，如果有好运到能被电脑随机选中，就能收获礼品，有平价的酒水、自行车，也有最终的大奖——一台最新的苹果手机。
这个被称为“智力竞猜”的游戏，仅限于实物，而且要避免奖励直接与竞猜挂钩，显得刻意而小心翼翼。
在贵宾区，一个外国友人意犹未尽，她问身后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像在香港那样正常地赌一把？”
“国家不允许，就不可能。”中国人耸耸肩，他是马场主人胡越高的弟弟。
武汉赛马：“马彩梦”的破灭
2002年3月，胡越高的东方马城开工奠基，离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财政部、国家旅游局和体育总局五部委联合发布“禁止经营带有博cai性质的赛马活动”刚刚过去两个月。这是数年来最严厉的一次官方表态。
但意气风发的港商胡越高有自己的看法，“马产业要起来的唯一一个火车头就是马彩，这是国外的经验。”
通过发行彩票，筹集资金，可以改善马的育种，拉动上下游的马产业，胡越高说，不发展起来不符合发展的规律。
胡越高成长的香港，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马迷。他的亲朋，有的在经营赛马，有的拥有赛马，耳濡目染下，他很早就认识到，赛马是一个金融产品，可以聚集资金。每年，香港赛马投注的赌金，总额就高达800亿—1000亿港币。
2003年，赛马场竣工，这是一个占地1000亩的马城，拥有一条长1620米的国际标准沙地跑道，4.5万个看台座位，5排马厩，超过500匹马。同年，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届武汉赛马节。
“我们当时想的是，把赛事平台搭建起来，只有这样，其他的才有想象空间。”
这样的想象空间与地方政府的雄心一拍即合。依据在武汉成立的“中国竞猜型赛马彩票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若是马彩在武汉放开，将带来1000亿的销售收入，400亿税收，以及3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个课题组设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担任课题组负责人。民间的口号由此迅速演变成“马彩开放了，中部就崛起了”。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是全国各地希望“马彩破冰”的缩影。在南京，为第十届全运会修建的赛马场，在修建之初，就考虑要将竞猜型赛马作为将来发展的方向；在北京，通顺马场一年进口马匹1000匹，进行竞猜赛马还获得了地方税务局的口头同意。在成都、济南、昆明、沈阳，相继修建的赛马场，都在等待一张马彩的入场券。
从2004年起，湖北的政协委员们连续三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试发“竞猜型赛马彩票”的提案。
情况似乎向好的方向发展。2005年财政部回复，将对赛马彩票进行研究，而到了2008年年初，《长江商报》头版称“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批准马彩在武汉先行试点”。虽然最后被辟谣，但马彩试点似乎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
对于胡越高的东方马城而言，这无异于一针强心剂。激励之下，东方马城只用五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二期工程，创造了“马场速度”，添置了世界上最大的室外LED显示屏，而胡越高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愉悦而又严厉地说，马彩很快就会搞了，但内部员工不允许“买马”，这会影响工作。
情势却在之后急转直下，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终于发表声明，“发行赛马彩票没有时间表。”
“马彩梦”的破灭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沈阳赛马场在建成后被推倒，曾经被寄予厚望、要与武汉赛马场一争高低的南京赛马场，被改造成停车场。而北京通顺马场，在被勒令停止博cai后，华侨商人李球杀死并深埋了数百匹赛马，血流成河，然后回了国，这被看做无声的抗议。
胡越高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没有开放马彩，看马的人寥寥无几，马场的收益甚微，面对每年高达三千万到五千万的运营费用，他曾表达过抱怨，要靠房地产来补贴赛马。
“我早和他说过，马彩不会放开，他不信。”这么说的是陈广新，他现在是中国马业协会理事、知名马评人，在香港赛马场说马经。
广州赛马：从辉煌到烟消
在东方马城出现前，陈广新所在的广州赛马场曾经引领中国赛马业的风气之先，但随后黯然退场。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陈彼得”。他说，自己知道，为什么中国还没有放开马彩。
放开马彩的呼吁可以追溯到1982年。中国马业协会理事、原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振山说，当年，包括他导师余文翰在内的八位畜牧业专家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希望扶持赛马业的发展。
后者成为中国赛马业的复兴故事中，被提到最多的人物。一种说法是，邓小平南巡听取了广州赛马的汇报，没有反对。
1980年代中后期，养马学家于文翰等人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邓朴方提出“在中国试行赛马”的建议，邓朴方去香港时，专程去赛马场亲眼目睹赛马盛况，有关他投注中彩的消息，当时在报纸上登出，醒目标题是《不管白马黑马，中了奖的那匹就是好马》。
而最生动又难以证实的，则是王振山的故事。他说广州的官员曾来中央，问能不能赛马搞马彩，小平同志在打桥牌，有些不耐烦地说，我已经说过了，改革开放要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你还要我说什么呢？
这倒是符合陈广新对赛马的看法，“它是改革的新兴事物。”
1992年，当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坚决制止赛马博cai等赌博性质活动的通知》到达广州时，广州赛马场已经打桩，进入了施工阶段。凡是广州市内各重要单位的领导，都是广州赛马会的理事，“等于是以全市之力，推进赛马的工作。”
陈广新原来在广州市政府工作，他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下海，来到赛马会担任了办公室主任。与他同样下海的，还有新疆农业大学的副教授姚新奎，他从乌鲁木齐来到深圳，这里有另一家几乎同时兴建的赛马场。
两个人都对当年赛马场的火爆记忆犹新，每到赛马日，马场就人山人海，通往马场的路不得不进行交通管制。姚新奎说，因为赛事规则、博cai的玩法都与香港一致，还有许多的香港人来深圳赛马。两地还举办过粤深对抗赛，而后，则是深圳赛马场的总练马师被广州赛马场高薪挖走，后者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赛马场。
21年后，陈广新依然能精确地描述记忆中的马场，“跑道是1640米，宽是30米，中间沙地跑道是1450米，宽是25米，中间还有一个救护车道。”
最鼎盛时，广州赛马场一共拥有1064匹马，每周跑三场，一个初赛日（1赛马网注：应该为出赛日）要出动一百多匹马，投注额最高可达1000万，在全广东拥有103个投注点，赛马场的电脑售票系统由三千多台电脑售票终端组成，创下的最高观赛纪录是2万多人。与之相比，当时国内的其他赛马场，还只有数千人的规模。
最让陈广新骄傲的，是1998年长江洪灾，他代表广州赛马会捐款1000万，登上了中央电视台。
“那时真是很辉煌。”陈广新说，虽然后来想想，这辉煌中也像是埋着定时zha弹。
1993年跑完第二次赛马后，北京来了调查组，办公室主任陈广新负责接待，大家在KTV愉快地唱了首《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算是坦诚相见。三个月后，文件下达到赛马会，里面写着：广东省委、省政府，要严格按照中央有关精神，严格禁止有奖赛马。但考虑到广州赛马场的投资回收，及对外造成的影响，允许广州继续进行体育性、竞技性赛马。
要领会中央精神，那到底还能不能赛马呢？“当时大家说不可以不赛马，中央允许你赛马你干嘛不赛马呢？不赛马就错了。”
为此，马会专门挂了大标语——热烈庆祝中央批准广州赛马。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精神比现在强得多。”
广州赛马会最辉煌的1996年，中央的调查组又来了，但这次是微服私访，没有联系赛马会，最后形成什么调查结果不得而知。但此时，由于缺乏监管，赛马暴露了许多问题，比如有人悄悄给赛马打针，一匹马走着走着竟然睡着了。在广州之外的地方参加投注依然被认定为赌博，全省有103个投注点，各地公安天天抓，就像灭火一样，不胜其烦。
“缺乏立法，关键是国家层面的立法没有。”如今，姚新奎是中国马匹鉴定首席专家，他认为关键在于有关马彩的法制不健全。
而陈广新则给出了另一个答案，他曾邀请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体育学院的教授做课题研究过立法问题，也曾向广东省人大提出立法申请，但对方告诉他，立法很容易，但是否开放马彩是“意识形态问题”，这个不解决就无法立法。
“当年邓小平说‘香港回归50年不变，马照跑，舞照跳’。马照跑，就是资本主义。”陈广新说。
在陈广新看来，当时广州赛马会的领导，因为没有看透这点，而导致了广州赛马突然被禁。陈广新还记得，1999年，赛马会副主席黄启桓让秘书科写了《试谈中国赛马》一文，极力为马彩和商业性赛马正名，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让中央重启调查，黄启桓后因贪腐入狱，广州赛马永久停办，这也是2002年五部委联合禁令的直接诱因。停赛四年后，广州赛马场被改造成汽车城。
开放赛马运动的国家分布图 （何籽/图）
“没人敢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