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六畜之一，也是十二生肖之一。它是活力、速度和强盛富有的象征，是人们日常生活、劳动、军事、娱乐等方面必不可少的助手。除了役用、军用外，它还是宫廷贵族在日常及庆典娱乐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角色，流行于盛唐时期的“舞马”和“打马球”即其中的代表。
2004年陕西省富平县唐代李邕墓内发现的马球图壁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唐代宫廷舞马盛极一时
“舞马”是指令马按节拍舞蹈，亦指马之能舞者，唐以前就有此项娱乐活动记载。《艺文类聚》卷九三载曹植《献马表》云：“臣于先武皇帝(曹操)世，得大宛紫骍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唐李商隐《对雪二首》：“欲舞定随曹植马”典即出于此。《宋书?谢庄传》载，大明年间(457- 464)有人给宋孝武帝献过一匹舞马。谢庄为此写下《舞马赋》和《舞马歌》各一篇，且令乐府伴奏。梁武帝时代张裕作《舞马赋》，其序文曰：“河南又献赤龙驹，有奇貌，绝足，能拜善舞。”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在三国、南北朝时代就已有舞马。而到唐代，“舞马”风靡一时。
1985年陕西省长武县枣元乡郭村唐代张合臣墓(668年)出土的彩绘陶舞马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舞马”的盛行与唐代社会对马的喜好分不开，虽然马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备受重视，但是唐代对马匹尤其是优良马匹的渴求己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地步。据《唐会要》卷七二《马》记载“大唐承周隋离乱之后。贞观初，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仍命太仆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至麟德中，四十年至七十万六千匹。”可知唐初，马匹只有三千多，而仅仅过了40年，唐王朝便已拥有各种马七十万六千匹。此外，又据《唐会要》卷七二《诸蕃马印》中的记载可知唐代人特别喜爱“胡马”，特别是来自突厥或与突厥有血缘关系地区的“胡马”。其所记载的“突厥马”具有“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而“康国马”则是来自康居国。“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杜甫在《房兵曹胡马》诗中有生动描述：“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对于这些优良的“胡马”，唐朝政府都广泛引进，精心养驯。因此，入唐的“胡马”优良品种达80个以上，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些“胡马”尤为唐代皇家所钟爱，宫廷往往从中挑选出最为优良的马匹送进皇家的“飞龙”“翔麟”“凤苑”等马厩中驯养调教，以便在节日及招待外国使臣的宴会进行表演。《通典》卷一四五《乐典?杂舞曲》载：“今(指武则天时代)翔麟、凤苑闲有蹀马，俯仰腾跃，皆合典节，朝会用乐，则兼奏之。”另据《资治通鉴考异》引《景龙文馆记》：“中宗宴吐蕃来使，殿中奏蹀马之戏，皆无色彩丝金枝其装于鞍上，加饰麟头凤翼，乐作，马皆随之，宛转中律，于作乐者饮酒，以口衔杯，卧而复起，因而使者大惊。”蹀马即指舞马。
1981年陕西省临潼县关山出土的彩绘打马球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出土文物所见舞马时代较早的有：1972出土的礼泉县唐太宗昭陵陪葬墓的白陶舞马，墓主张士贵是唐太宗时的一员战将，生前官至柱国大将军(正二品)，葬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这匹白陶马造型别致，其右前蹄抬起，身体重心落在左前腿和两只后腿上，鬃毛呈波浪状披在颈部左侧，张嘴勾首作舞蹈状。另外，1985年陕西省长武县枣元乡郭村唐代张合臣墓(668年)出土的彩绘陶舞马与张士贵墓出土的马类似。昂首，头小颈细，两耳竖起，鬃毛分披前额两侧，佩有鞍、带等马具。右前蹄抬起，后腿稍屈。通体粉白色，红鬃。鞍边沿涂金，障泥以红、黑、绿三色绘花草图案。这些都生动地表现了唐初时期的舞马形象。
唐代宫廷舞马活动玄宗时期极盛。这是唐初以来以兼容并包的广阔胸怀，吸收融会各种外来文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玄宗时期社会开放、经济繁荣、国富民强，即所谓大唐盛世，使皇家有条件大规模驯养舞马。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和诗歌充分记录了这一盛世欢歌。开元天宝时期每逢节日，如正月十五“中元节”、八月五日“千秋节”等都要在兴庆宫的勤政楼前，举行盛大宴会，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参加的还有外国使臣及少数民族首领。这时就要举行大型舞马表演。王建《楼前》诗：“天宝年间勤政楼，每年三日作千秋。飞龙老马曾教舞，闻著音声总举头。”飞龙即指“飞龙厩。”《明皇杂录·补遗》载：“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娇。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唐代著名宰相、文学家张说在《舞马词》中就生动地描述了舞马献寿的情景“……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唐书·礼乐志》也有类似记载。文学的描述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但毕竟年代久远，人们无法一窥其具体形象。幸而地不藏宝，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为我们生动再现了早已失传的唐代宫廷中“舞马”曲终衔杯祝寿的场景，同时也证实了有关史书记载的准确、可靠。
银壶造型采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壶的形状，壶身为扁圆形，上方一端开有竖筒状的小壶口，上置覆莲瓣式壶盖，盖顶铆有一银环，环内套接一条银链与弓状提梁相连。壶腹两面以模压的方法分别捶击出两匹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舞马长鬃覆颈，长尾舞摆，颈上系结飘于颈后的彩带流苏。后腿曲坐，前腿站立，全身呈蹲踞姿态，张口衔着一只酒杯。由于是锤凸成像，马的形象凸起于银白的壶体表面，具有一定的立体感，显得十分华美。银壶通体经抛光处理，银光铮亮，舞马及壶盖、提梁等均鎏金，色彩上黄白辉映，富丽堂皇，充分展示了大唐文化的辉煌灿烂。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史思明于第二年攻陷长安，玄宗携杨贵妃仓皇出逃，宫廷舞马也散落民间。由于安禄山在天宝年间曾多次入朝见过舞马祝寿的盛况，因此，入京后掳掠了数十匹舞马带回范阳。安禄山败亡后，舞马转归其大将田承嗣所有，但他把它们当作一般的战马饲养。一天，军中宴乐，随着阵阵鼓乐声起，这些舞马也习惯性地应节跳跃起舞，田承嗣以为是马怪，便命军士将其鞭挞而死。从此，舞马祝寿这一独特的宫廷娱乐形式便从中国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唐人喜爱的马球运动
唐玄宗精于多种技艺，不但是梨园鼻祖，还精通马术，也是马球高手。马球发源于古波斯，先传入吐蕃，唐初，由吐蕃传入中原而风靡一时。唐代文献称作“击毬”。打球的规则不详，据《金史?礼志》记载为：“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夺一球。先于球场南端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所用之球“球状小如拳”皆用轻木韧木枵精细制作成圆型，涂以红漆。取其坚硬，故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有诗：“坚圆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似休”据文献记载，唐代的皇家马球运动应始于唐太宗。《封氏闻见记》卷六载，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日：“闻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毬，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诫。”《资治通鉴》卷记载中宗：“好击球，由此，通俗相尚。”
在帝王倡导下，马球运动很快得以盛行，唐朝19位皇帝11位爱打马球，其中唐玄宗等的球技还很高超。《封氏闻见记》卷六《打毬》记载，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毬。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请与汉敌。上令杖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球队输了之后，中宗又命时为临淄王的李隆基与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4人与吐蕃10人比赛，结果临淄王等获胜。”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在陕西省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之一的李邕墓，在墓内发现了马球图壁画，从而证实了史料记载的真实性。画中男子均骑在彪悍骏马上，左边男子头戴黑色幞头，黑色飘带在空中飞舞，身穿红色袍服，脚蹬黑色马靴，手缰绳和球杆，正回头后望，盯住地上的马球。另一男子则身穿露肩袍服，显示出结实的肌肉，右臂上举，正在挥动球杆，目标直指地上的马球。两匹骏马均前蹄腾空，配合主人飞动作。整幅画马色彩艳丽，人物形象鲜明，富有强烈的动感。
马球运动在唐代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它是一项高雅、有趣和富有挑战性的娱乐活动外，还因为它是一项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运动。唐代阎宽《温汤御球赋》中载马球“善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参赛者在马球场上相互配合、驰骋拼搏，无疑是体力、技能与智谋的综合竞争。
随着马球运动的日益盛行，马球场的建设也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使之逐步得到发展与完善。唐朝前期以梨园球场最为闻名，后期则以含光殿球场著称，195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北郊唐大明宫遗址就发掘出土刻有“含元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乙未月建”的石碑。除了白天进行打马球，而且晚上还有打马球活动。《资治通鉴》卷二六六载：“(杨)渥居丧，昼夜酣饮作乐，然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这恐怕是最早的“灯光球场”了。
唐代盛极一时的马球运动也为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生动的创作题材，有关吟咏马球运动的诗词比比皆是，另外在陶俑、铜镜等文物中均有表现马球运动的。1981年陕西省临潼县关山出土彩绘打马球俑，表现的就是两位骑手头扎幞头，伏身马背，双膝紧夹马身，马四腿腾空疾弛。俑左手持缰，右手似挥球杖，做打马球状。
唐以后至宋、辽、金时期，马球运动仍较为流行，明代以后马球运动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