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艺术文化和保育古迹文物是马会一直以来慈善捐款的主要范畴之一，发挥创意，将文化艺术融入生活。CFP供图
在百度地图搜索框里键入“香港赛马会”字样，数十个从地图上浮起的红色字母，像一面面旌旗，几乎将整个香港片区全部铺满，足见赛马会在香港的地位。一个全港流传百余年的全民嗜好在这里发源———“买马”，它所炮制的赛马术语，如今已成为香港人日常对话的口头禅。
在很多非马迷的心目中，赛马会就是那个令人望而却步的、“金钱、利欲和财富”等庸俗标签的聚集地。但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么个组织，却成为香港最知名的“慈善达人”。它放到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另类的。它没有股东、没有分红、没有像其他博彩公司那样张大布满铜臭的“盘口”招徕顾客，而是张开慈善的臂膀，在文艺、教育、学术等多个领域掷下重金。它不愿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粗鄙的敛财者，而是要化身为一个济世扶弱的翩翩儒士。今天，它已成为香港的一张人文名片，它对艺术、文化事业的长期扶持，使香港被经济追求冷落在一边的文化因子、艺术火种重新滋长。
赛马运动像一条横亘香港历史的时间轴
如今，站在香港赛马会的观众席上，目睹一个个骁勇的骑士威武地驾驰着他们的坐骑，近万观众的山呼海啸成为最壮观的背景和配乐。这几乎是每逢周三、周六(日)准时上演的狂欢派对。或许，放眼全世界，人气指数、欢呼分贝能媲美眼前这一阵势的，只能是英国的足球场、西班牙的斗牛场。在白炽灯投出的耀眼光芒下绕圈行驶的骏马，仿佛自从19世纪末以来就未曾改变过它们的路线和轨迹———“出闸、绕行、冲刺”。当初在这里开启赛马游戏的贵族达人们，他们的策马奔腾的姿势和神态，正是这些现代骑士们飒爽风采的模板，历史的遗迹，在一列列奔涌飘逸的马队芳踪中重生。
赛马会的容颜，如今已经变得很“现代”。除了那些带有高科技防伪标识的票据、经过现代化护理的草坪和跑道外，还有以园林景致为衬托的摩登办公大楼。唯一有些“历史”色彩的是那一尊矗立在办公楼前的“骑士”雕塑，它灵动而富于张力，似乎象征着“从历史奔向未来”的寓意。
如今，“赛马”已经由昔日的贵族游戏化为平民娱乐，卸除了“高端”的架子。当衣着花哨的年轻人叨咕着赛马术语、身影不断出没于投注站；拄着拐杖的老头子买烟的同时也不忘捎带一份马经，成为香港街头俯拾可见的场景时，“赛马”的普及率已经无需赘言。几乎与香港这座城市同步而生的赛马运动像一条横亘香港历史的时间轴，悄然将赛马文化的因子植入香港人的血液深处。
马会致力于推广，将文化艺术融入生活
不过，赛马会所拥有精神财富的还不仅仅是“赛马文化”，它既是香港历史的见证者，亦是一个致力于传统保育、人文传承的文化传声器。
在亚太地区享有盛名的“香港艺术节”就是赛马会赞助了40年的重头戏。香港赛马会主席施文信告诉南都记者：“40年来，香港赛马会与香港艺术节合作无间，今天的香港艺术节不论在表演艺人数目、演出水准及节目种类各方面，都成为亚太区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我们相信没有艺术的城市便没有活力，所以马会多年来致力推动本地文化艺术发展。单在过去十年的捐款便超过15.5亿港元，包括硬件和软件方面的资助。”
香港文化习俗和历史遗产，也在赛马会精心呵护的范畴之内。2011年6月，香港“大坑火龙”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继续获得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支持；2011年7月，为让公众从文化创意角度认识极具本土特色的香港深水区，赛马会又倾资400万举办为期10个月的“港文化·港创意”——— 深水埗“创艺传城”系列艺术计划，首次引入iPad进行文化导赏团、举办展览、工作坊等。马会亦积极捐助保育活化建设项目，拨出18亿港元落实“中区警署活化计划”，将其转化为一个古迹文化、艺术及休闲中心。其他文化捐助项目还包括：“香港记忆”计划、“香港赛马会点对点社区艺术计划”及“湾仔文化保育及活化计划”。正如马会董事叶澍木去所说：“推广艺术文化和保育古迹文物是马会一直以来慈善捐款的主要范畴之一，发挥创意，将文化艺术融入生活。”
赛马会还打造了香港的“798”，给基层艺术家提供了聚集、生活、创作的场所。“比如国际知名的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正是由上世纪60年代，各种家庭轻工业的小作坊、小工厂改建而成。香港赛马会通过资助，使在此扎堆、居住的艺术家免去了房租、饮食、场地等多个方面的生活成本。”在香港知名作家陶杰看来，赛马会把一个杂乱的山寨加工基地刷新为绘画、摄影、音乐、雕塑的集成之都，又使得许多濒临灭绝的传统艺术、手艺、文化精品、民间作坊、基层校园得以活化重生，足见其在“文化保育”方面的功绩。
除了“文化保育”，还有“文化教育”。2007年，马会透过其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长春社于西营盘成立文化古迹资源中心，推行各类社区和教育活动，包括火龙工作坊，让逾万名学生及参加者对本地文化保育有更深的认识。
赛马会最独特、最有技术含量的创举是“以赌养税”(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传统印象中，赞助文化事业往往是一笔“投钱入大海”的赔本生意。那么，在人文领域投下巨资的赛马会，在资金运作上有何独门秘笈，从而打破这一魔咒和怪圈？
1884年，一群热衷于“跑马”竞赛的本港绅士，以“非牟利”的约定和宗旨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私人“赛马”俱乐部，他们又怎能想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这个“非盈利”的宗旨，被“赛马会”的后继者当成了“最高宪法”，一直沿袭至今。如今的“赛马会”，已经成为一家等级森严、人事网络庞大的综合机构。作为一家无股东、无分红的机构，香港赛马会由董事局掌管，董事局以主席为首，共由12位在香港享有显赫声望的社会人员，以“义工”方式加入组成，不收取任何报酬；整间机构的日常管理工作，则由董事局精心挑选的行政总裁及其领导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这就杜绝了赛马会内部运作“徇私”的可能。正如香港知名作家陶杰所说的那样：“和很多‘家族企业’不同，赛马会的董事都是德高望重的‘社会人士’，实际上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对马会的收支进行监督，它更像是一个独立的‘政府’而并非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
赛马会对艺术、文化事业的资助，并不是损己利人的“慷慨”，他们同样讲究回报原则，并且对“赞助款项”的流向、效果、日程等等作出密切的监控。譬如，当一个慈善项目进入启动程序后，赛马会内部进行周密的研究、磋商、审核，研究项目囊括建议书、申请机构、受助项目、目标受惠人士、目标效益、资助金额等等，最后交由董事局捐款委员会进行总批核。“我们会看申请机构以前的记录是否良好，做完调查之后，才会向董事局建议是否批这笔款项。即使同意资助，我们的捐款也并不是一笔钱直接拨给申请机构，而是根据所提供服务的目的、时间表等计划，计算花了多少钱，最后检查各项单据没有问题，才会把钱拨给申请机构。”赛马会内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除了实地考察，与申请机构开会讨论及修订建议书外，马会还会就每一个项目及机构表现评估，征询有关政府部门的意见，以确保项目切合社会所需，资助得以善用。
赛马会的“赞助”更像是一种“商业投资”而不是“捐赠”。资金拨出之后，对方款项去处、款项成效、用款流程计划等等均需定期汇报、公开，其信息之透明、监管之细化，既避免受赠者“中饱私囊”，又确保每笔钱的效率最大化。在陶杰看来，赛马会最独特、最有技术含量的创举是“以赌养税”。“为什么赛马会赞助艺术、文化活动会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香港独特的‘博彩习惯’———与欧美赌马者的‘小赌怡情’不同，在香港，几乎‘全民买马’，有些人甚至倾家荡产买马，‘赌马’已经成为香港人消费习惯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再用‘禁’的方式来制约投注。那怎么办？唯有把大量‘参赌’的钱回馈到市民身上，赛马会的慈善、赞助、接济等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回馈’的过程。这就很奇妙，那些投下巨额‘赌资’的人们，实际上就相当于缴纳了重税，受益的还是纳税人本身。”在陶杰的印象中，这种“以赌养税”的循环系统，使长期保持“低税”政策的香港维持“财库”充盈，即使放眼全世界也仅此一例。
“赛马文化”是南粤“务实文化”在香港的投射(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为什么说“香港赛马会”是香港所独有的？为什么放眼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样跟香港民生融为一体，人文、慈善、经济各个领域都能达到巅峰水准的机构？
赛马会与香港民生、历史所缔结的联系，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语言和价值观的因子当中。如今，赛马术语已经是香港粤语词库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时常在街坊邻里的日常对话、广电新闻的播报、报纸杂志的标题中发挥修辞妙用。正如陶杰所说：“前段时间香港特首竞选，各大报纸纷纷打出‘赛马术语’调侃候选人，比如‘梁振英入闸’、‘唐英年堕马’、‘X X X唔系果班马’等等。”因“赛马术语”而衍生的新式粤语词组，也是香港人独有的一份另类的文化遗产。
《中国画家》杂志社常务副社长江福全则认为，“赛马文化”实际上是南粤“务实文化”在香港的投射：“赛马文化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究其根源是香港较早有一大部分居民来自广东和福建，而广东和福建人商业头脑都比较发达，香港人的身上因此具有闽粤人士的务实、精干、商业头脑发达等特征，而‘好赌’恰恰又是中华文化中关键的组成部分，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利用相应的政策许可，促进了‘赛马运动’的生存和发展，这便使得商业文化、西式行政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达成了巧妙的对接和融通。当‘赛马’日渐平民化之后，它所附带的绅士风度、个人修养、礼仪等等源自英国的东西就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和生之俱来的‘务实’因子掺杂在一起，具有浓烈的‘港味’。”(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北京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于长江则认为，香港赛马会最显著的一个人文特征是，它为华人界提供了一个“中西合璧”的执政文化样板。“赛马会所展示的慈善文化、赞助文化，就是香港‘中西合璧文化’的体现。香港的执政者、规则设定者们从一开始就兼顾了东方风俗和西方制度的优势和特质，所以才会出产这种‘以赌养税’的成功范例。在中国数千年文化发展史中，‘赌博文化’的因子已根深蒂固，用‘禁’的方法打压收效甚微，因此，为什么不能把人们的‘嗜赌’情结转化成有益社会的积极力量呢？为什么不能把人们因‘作恶’而付出的成本转化为正面的价值呢？通过一套巧妙的赏罚制度和执政机制，把人性中的一些小‘邪念’、小自私、一些无伤大雅的劣根激励、疏导到有用的方面去，这在西方行政生态中十分流行(譬如在美国，轻微犯罪者需进行社区劳动以代替惩罚)，而香港赛马会就成功地借鉴了这一点，在东方传统习俗和西方人文伦理之间达成巧妙平衡，这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衡’的元素在当代都市社会的实践。而这个循环式的‘慈善系统’之所以能在香港出现，也得益于香港国际城市的定位、中西汇合兼容并包的人文基础。”
在于长江看来，香港赛马会展示的是一种新式执政逻辑和行政哲学，或将给内地相对僵硬、刻板的执政手法带来启发。“在中国内地的执政思路和行政语境中，我们好像总是对一些看似‘坏’的东西赶尽杀绝，在‘坏’的东西上支付了高额的防范成本和修复成本，但却很缺乏辩证的智慧去为‘坏’找到正面的意义和出口，这就暴露了内地与香港执政文化、价值体系的差距。”
2011年香港赛马会体育·康乐及文化捐款机构、金额及用途(部分)
1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主导计划(捐助中区警署建筑群保育活化计划——— 第三期拨款)200000(千港元，下同)
2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捐助乌溪沙青年心存发展全港首个零碳营地设施)23000
3鲤鱼门、薄扶林及屯门公众骑术学校(捐助设施改善及其2011/2012年度经费)22294
4香港艺术节协会有限公司(赞助2014年香港艺术节“香港赛马会艺粹系列”等)17460
5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举办“智慧的长河———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10000
采写：南都记者 周正阳 马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