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日本的势力已开始转向北满。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三个月后占领整个东北地区。营口9月19日凌晨5时20分，大石桥日本守备队共350人在队长岩田中佐的率领下乘火车突袭营口。至11时，日本军占领了整个营口。后日军对营口实行残暴统治与镇压。当时辽南海城、台安、盘山等地的义勇军有数十路人马达8000余人。突入营口市区达4次之多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在1932年9月7日凌晨6时，一支由“北霸天”为首领的义勇军分支40余人，在头目“西顺”的带领下，突入营口南郊跑马场掠走驻营英国侨民3人，除1人中途逃脱外，其余2人被绑至台安县境内。义勇军以此挑起英国跟日伪的矛盾，从而向日伪当局施加压力，获取军火和物资回报。在此期间，2位英国侨民度过了漫长的43天的囚禁生活。最终在有关方面的斡旋下，义勇军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将人质也安全释放。
被绑架者：
Charles·corkran查尔斯·考库兰是英商营口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财东。其父老查尔斯·考库兰是英国的一名将军。他于1932年9月7日在营口跑马场与二位同事一起被绑架。
Tinko·pawley廷科·波利原名Edith·muriel·nee·philips伊迪斯·穆里尔·尼·菲利普斯，事件发生时19岁在亚细亚火油公司任英文打字员。她的父亲沃特·菲利普斯先生为营口普济医院的院长俗称费大夫。波利小姐的丈夫肯尼斯·波利也在亚细亚公司任职，二人于1932年6月17日在营口结婚。
从1932年9月7日至10月20日，波利小姐与考库兰先生被绑架者软禁在台安县共计43天，最后经各方斡旋才得以释放。回到英国后，波利小姐在他人的协助下写下了《我的土匪主人》一书，详细地讲述了这段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Duncan·mcintosh邓肯·麦景图营口亚细亚火油公司副经理1932年9月7日凌晨，他同考库兰先生及波利小姐在营口跑马场马舍内训练小马，绑架者分2路由南向北包围马厩将3人绑去，当全队人马沿东南方向后抵向东逃去时，麦景图趁乱逃脱，随后向当地警署报案，方才躲过一劫。
绑架者：
刘金彪号称“北霸天”，扛大活的长工出身。早年投身绿林，九一八后成为辽南抗日义勇军的一个分支。1931年11月北霸天会同老北风盖中华、项青山、蔡宝山等各路义勇军，在盘山县三道沟歼灭大汉奸凌印青及日本顾问仓冈繁等众日伪军。1932年9月7日北霸天派西顺共40余人赴营口赛马场绑架了2名英国商人，迫使日伪当局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从而壮大义勇军的实力。1933年初，由于日本侵略者疯狂向辽西挺进，北霸天等数支义勇军为此撤至热河一带。2月24日，由爱国人士王化一带领的包括作曲家聂耳在内的上海后援会，在凌源慰问包括北霸天、项青山、张海天等义勇军队伍。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以此次活动为原型而创作的。同年3月份，日军侵占承德。辽南义勇军抵至独石口后返回了辽南，在医巫闾山一带同日伪军交战中，北霸天刘金彪及其弟刘金龙壮烈牺牲。
张法忱绰号西顺，北霸天手下的大头目。事件发生时26岁，当年盘山县第八区圈河人。1932年9月7日清晨带领40余人在营口赛马场实施这次绑架活动。然而，不幸的是1933年11月8日张法忱在营口元神庙山海楼胡同共义公司鸦片零售所内被日本宪兵旧市街分遗队偕同伪满警察署侦辑队逮捕。宪兵队抓到他以后，原以为他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土匪，谁也没想到，他竟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民间称他为红毛洋鬼视其为勇士，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虽像个文弱书生，在宪兵队里曾勇敢地经受住各种严刑拷打直到三个月后才招供，到1934年张法忱被判死刑。当时奉关东军之命剿灭吉林土匪的日本浪人小日向却把张法忱救出来，让他和同是吉匪的王四海决斗，最终张法忱是死于决斗场。
王贵本绰号连胜。北霸天刘金彪的副手，偕同张法忱、胡玺臣、李文臣等40余人，实施此次英人绑架事件。王贵本等人于1934年4月26日在营口平康里裕海楼饭庄内被驻营日本宪兵旧市街分遗队青岛伍长等日伪军警逮捕。
调解人：
日本人小日向白朗1900年（明治33年）1月3日——1982年（昭和57年）1月5日出生于日本新泻县三条町。本名健松，自小崇拜单人横越西伯利亚的福岛安正。17岁时来到中国，受到关东军坂西利八郎大佐的授意，进行汉语、射击等训练。20岁时前往蒙古乌兰巴托，途中被马匪俘获。结果小日向把绑他的胡子说的滴溜转，不仅保得了性命，还成了胡子首领。后来小日向在辽南千山无量观学习道教与武当拳法，并由无量观长老葛月谭取中国名尚旭东，传其破魔枪小白龙此后，小白龙也成了尚旭东的绰号。
小日向白朗的情况与其它日本浪人的情况相当不同。通过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设法成为南满所有土匪首领中最有势力的一个，当地的匪帮与保护的村庄都很尊敬他。尽管他同时与日本军方保持着联系，甚至与最早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右翼集团也有关系，但是关东军为建立日本的统治而采取的毒辣手段也使他非常害怕。因此，在发生“波利事件”的时候，他已经秘密地完全控制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作为确保释放英国人质的交换条件，他坚决要求关东军停止对抵抗运动的镇压并得到关东军的同意。然后他显示了土匪首领能够对他们的部下所行使的权力，他实际上说服了义勇军停止抵抗活动以免导致日本人采取更加残暴的行动。之后，他进入土匪营地，将人质毛发未损地带了出来。小日向白朗：这个当年游走于日军和义勇军之间的传奇人物，在“波利事件”的解决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在整个日军侵华的大背景下，他以另一种方式瓦解了辽南义勇军的抵抗运动。正是在他的游说之下，7万义勇军将士及家眷于1933年陆续退出了辽沈地区，奔向关里。轰轰烈烈的辽东抗日运动从此消声匿迹。七·七事变后，日军挺进华北，6500名义勇军将士也惨遭日军的杀害，这与小日向也有直接关系。小日向后来游走于中国各地，干了不少坏事。日本投降后，他被中国当局以战犯的名义关进了监狱，后来逃回日本。
吉林长春跑马场
1932年《大新京都市计划》定案后，伪满洲国开启了“一五”建设时期。在这一时期，兴安大路（今西安大路）是被伪满当局重点打造的一条商业街。
长春跑马场；200多年前蒙古王公们在这草场上策马驰骋，直到大批中原汉人流入这里，才有城市的形成。
晚清以来长春的马业繁盛异常，在整个东北只有长春的马匹市场是独立的。在长春城三道街、四道街一带同期曾有过十几个大马店，每个马店平均约有200匹马，货源系从农安、长岭、洮南等地调运。旧长春马市大牲畜的日交易量平均可达400头，高峰时近千头，牲畜交易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上世纪30年代长春的草原时代终结已百年有余，但马仍然在人们的社会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半殖民地化的背景下，赛马活动开始以民间俱乐部的形式在东北各大城市里经营，长春跑马业的开始时间要晚于哈尔滨跟沈阳。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当局制定颁布了相关法律，将跑马经营权收归“国有”，以此来垄断收入。其后，各大城市纷纷设立“国立”跑马场，伪满新京竞马场就创生于这一时期。当时赛马活动每年只在春、秋两季举行，每季两次，每次为期两周。全年共52个比赛日，每个比赛日设有12场，赛事在各城市的马场间巡回进行。比赛对于赛马品种的要求自然会很挑剔，骑手群体中日本人约占了8成，还有少量的中国人跟朝鲜人，行业内有着复杂的晋级规则。赛马活动在时间上有着严格限定，如果由于天气等原因出现停赛则不顺延。
在伪满时期的地图上，跑马场东北角的一块扇形空地上标有一个名为马场前的公交车站，站牌括号里特别注有赛马时临时运行。有比赛的日子，可以花上5角钱购买一张门票，进入到能容纳15万人的马场内观看比赛。在正式比赛之前，骑师跟马匹先要上场亮相，让观众们选择自己中意的组合。比赛的形式有两种，一是马车赛、二是跑马赛，跑马赛又分为速度赛跟障碍赛。马票的价格则是5元一张，且玩法十分丰富。还有1元一张的摇奖票，每场比赛结束可以凭票摇号兑奖。1元伪满币大约相当于今天15元人民币，1938年长春普通工人平均一年的收入仅有70元。赌马是少数富人才能参与的一项游戏。1945年抗日胜利后，各地的赛马活动被终止，这座赛马场也随之被弃用。
本文来自第一赛马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