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中国拥有着悠久的马文化历史，而在造型艺术的历史瑰宝中，有着大量以“马”的艺术形象创作的绘画和雕刻艺术作品。通过一件件以马形象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了解中国千年以来人与马的密切关系，感受中华民族深厚的马文化基因。
河北保定，一座千年古城，宋金时期即为州城，元为保定路驻地，明清为府城，在清朝更是成为直隶省城；河北保定，这片区域，更是物华天宝，从上古尧舜的传说，到燕都风采，文明不断，名人贤士辈出，文化古迹众多。每一座文化旅游名城必有其亮丽的城市名片，保定市的城市名片则与马有关。
收藏于保定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徐水防陵汉墓陪葬品东汉铜马，无疑是保定的城市名片。两尊东汉铜马曾多次代表保定文化、河北文化走出国门，参加巡展。
一号铜马
1981年，村民取土时将2号墓破坏，原河北省文研所、原保定市文管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了2号墓。此墓为长方形砖室墓，墓室南北长10.3米，东西宽9.3米，墓道残长4米。由于此墓早年被盗，出土遗物较少。主要出土铜马2尊、铜龟纽银印1枚、铜镜8面和五株钱等，其中两尊铜马体形硕大，造型精美，富有动感，实属罕见。
出土的两匹铜马，一号铜马昂首竖耳，张嘴露齿，直视前方，身长70厘米，通高116厘米，前胸宽24厘米，前腿高46厘米，后腿高42厘米；二号铜马扭头竖耳，作嘶鸣状，身长66厘米，通高113厘米，前胸宽41厘米，前腿高41厘米。这两尊铜马头、耳、身、腿均为分别铸造，尔后套接而成。通体造型丰满骏逸，形象逼真，各部位比例准确，代表着汉代铸造工艺水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二号铜马
这两匹铜马，是目前我国出土铜马中最大的，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足以见墓主人身份的尊贵。按专家学者对出土的文物进行分析，时代应在新莽时期（时间下限应在东汉初年）。按传统葬俗，自南向北时代应越来越早，所以2号墓以北的3、4、5号墓时代应为西汉。
防陵2号墓从墓制形制、规格和出土文物看，可推断此墓为汉代的墓葬，而且显示出墓主地位的高贵，为研究汉代的物质文化水平、丧葬制度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水经注》载该地为西汉樊舆侯国之地。《汉书·王子侯表》载：“樊舆侯传五代，至王莽时绝。”从《水经注》和《汉书》记载，应为西汉五代樊舆侯墓葬。1993年，防陵汉墓被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据民国初期《徐水县新志》记载：“房陵在县东南二十五里，系一高大土阜，至今多有冢墓，房陵其一也。”据传，当年该地有人看墓，渐成村落后，取名房陵，后“房”演变为“防”，改为“防陵”。
在汉代时，统治阶级的墓就已经普遍筑有坟丘。在坟丘之前，往往设祭祀用的祠堂。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并置人物和动物的石雕像;还流行在墓地上立石碑，记述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家族世系及生平事迹。然而两千来年过去，地面附着物已荡然无存。
据史料记载，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汉武帝封中山靖王之子刘修为樊舆侯，置樊舆侯国，建樊舆城为国都。第一代樊舆节侯刘修传子炀侯刘过伦，刘过伦传子思侯刘异众，刘异众传子顷侯刘土生，刘土生传子刘自予，前后共五代樊舆侯。至公元8年王莽篡位时，刘自予被削去侯爵，贬为庶民，樊舆侯国废除。相传，防陵五座汉墓墓主人就是这五代樊舆。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伯父刘良及后代墓葬。专家根据2号墓出土的铜马以及货泉判断，此墓应建于东汉初期。而且防陵村姓氏多为刘、商、赵、王，第一任东汉赵王便是赵孝王刘良。但赵国都城远在邯郸，是否会把墓葬选在此？真正的墓主人尚需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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