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鞭子”、“刨根问底”：
和你们网上神交特有意思。
我又找韩老师了解了一下，第一、二名均为呼伦贝尔盟的两骑，大概是陈巴尔虎蒙古部的。2002年我曾在陈旗的白音哈达苏木骑了7天马，马的速力、耐力惊人的好，也令我不解。去年去呼盟鄂温克旗的伊敏苏木选马，见到了一些本土化的顿河杂种马。随着18、19世纪沙俄向远东的扩张，呼盟成了东西方马匹交流的大通道。以“后贝加尔马”（蒙古马的亚种）为母本的，混有奥尔洛夫、纯血、顿河等混入了当地马的血脉中，一些本土化的新型马种自热的、非自然的由此出现。二战期间日本鬼子占了东北，利用当地资源，培育了海拉尔马，就是鬼子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骑的高头大马，至今有人误以为是东洋马，多叫人心酸，呼盟的马当过“汉奸”。
1955年，海拉尔军政府命令刘锦绥建三河马场，刘场长的夫人肚里怀着、手里抱着孩子，骑马跟着他，义无反顾走向草原纵深。刘场长讲：军政府给了他两袋大洋，一匹马驮着，还有个警卫员，6个人、4匹马，来到了距海拉尔157公里一处水草丰美的草原，建三河马场。他们在帐篷里办公，招兵买马，连房子都没盖。先生产后生活看来不是大庆人的首创。
新生的共和国、清贫的生活、火一般的热情，今天的青年很少能理解，会误认为他们疯了。他们敢和美国人打仗，朝鲜战火未消，又在越南打奠边府战役，帮助胡志明赶走了法国人，就像“歌唱祖国”里唱的：“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讲的绝不牵强，共和国以神奇的伟力迅速地医治好战争的创伤，人民坚定真诚地团结在当时把公心放到最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智慧、最廉洁的领袖以及他们的共产党周围，以幸福的名义忘我的工作。还是毛泽东总结得好“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事业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错误不能纠正，还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不能丢掉吗！”
就在这个以“无私忘我”为主旋律的时代，刘锦绥也是共和国亿万万奋斗者中的一名。1986年我去买三河马时，他讲了那个时代最令我感奋的经历：1955年初冬，三河马场的建设正如火如荼，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帐篷被雪压塌了，没有燃料、粮食，入冬准备不足，马场面临毁灭。当天，刘锦绥顾不得月子里的夫人、冻坏了的大女儿，只想着救马场（我还能感受到“这是人民的财产”这个概念的份量）。他骑着一匹青色的小个子三河马，在暴风雪中九个半小时，奔驰157公里，赶到了海拉尔。当即，政府首长布置部队铲雪车开路，后勤给养等第二天就送到了马场，刘场长同行赶回，马场得救了，他的夫人、大女儿因这次灾难先后撒手人寰。1986年的三河马场，这个老场长仍形单影只和小女儿平静的生活在三河镇的家中。我曾立志：有一天，我有钱、有权，一定宣扬这些共和国初期的建设者们，并确立一项马的冬季赛事：从三河奔向海拉尔，为刘前辈等养马人树一座无形的丰碑，蹄声中一定让人们感受到：为了祖国育马业，我们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的呐喊。
荡气回肠之余，我们更要留心这片草原的蕴藏，除了课本上的三河马、三河牛，还有一种悉尼河马，是波利亚特蒙古从贝加尔湖带回呼盟草原的，结构细致，速耐力与三河马接近。我坚信以蒙古马为母本的杂交，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好马，那是以马背为生的各族牧民们根据使用要求培育出来的。
这次赛马的一、二名，应该被追踪，据说去年的头彩也是这个家族，等我腾出手来一定和这个家族“混”。
说题外的，“共产党不是苦行僧，我们搞革命就是为了子孙万代永远的幸福”，毛泽东的言论不可谓不美吧，我们这些“老三届”就是读着他的书、听着他的话、照着他的指示办事，做着他的好战士长大的。插队时曾自嘲是“傻×”青年，也算流行说法之一。在农牧区艰苦的生活中，我们甚至还敢念叨我们的使命：主席在农村干了28年，干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要干他一辈子，干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来。后来又念叨：“下雪了，天晴了，天晴别忘带草帽；下雪了，天晴了，下雪别忘穿棉袄”，简单了，实在了，想好好活着了，这就是“浪迹中华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的一代人，中央最不愿提及的“老三届”。
老三届是由当时各校“上山下乡”的分配方案产生的，如当时学校军代表、校革委会在黑板上写着“66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在××省，67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去××区，68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去××处”。当68、69年上山下乡高潮迭起时，在校的学生迎来积压了几年的新生入校（当时不设高中），也就是应该69、70、71年初中毕业的新生入校，在校未走的就是“老三届”，入校上课的相对成了“新三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