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格局是在马背上划定的。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优劣直接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败。游牧民族对欧洲的入侵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匈奴人的入侵使欧洲普及了基督宗教；奥斯曼的进攻则给欧洲奠定了骑士文化；契丹人的牛皮筏子，给了北欧真正的海盗精神。
站在地球村的角度上审视人类的文明，人类史上曾有三个仰仗征伐建立起来的里程碑式的帝国：一个是将青铜时代推向顶峰，从西科索人那里学会了战车征战的埃及帝国；一个是铁，初入文明的赫梯；一个是把骑兵分成重骑兵和轻骑兵的马其顿。它们都是围绕着马进行革命后才以金戈铁马完成了霸业，都是建立在马背上的帝国。
公元前1720年，当牵驴拉磨的埃及人被马拉战车的希科索人杀得七零八落时，他们惊呼着“东方之驴”，退守底比斯谷。160多年后，埃及人励精图治，也学会了用马，用利比亚野马和东方马改良后，一举击败希科索人，开始了向西亚的征伐。在十八世王朝时，埃及成了沿地中海地处亚非的大帝国。埃及这个地球文化之母，终将自身伟大的文明传播四海。
公元前1000多年，赫梯人将战车车轴置于车身中间，车载量增大，使长枪手、弓箭手、驭手同车作战，卡迭石战役获取两河流域，并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卡迭石停战协议》，开疆拓土建立了跨亚欧的赫梯王朝。公元前300多年，亚历山大将骑兵分成了轻骑和重骑，一举击败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三世，建立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从此开始了“谁掌握了马，谁就是第一帝国”的时代。而中国南宋，技术先进，经济纵使占据当时世界经济总产值的三分之二，没有骑兵，仍弱不禁风。
以马和马的技术论成败的时代，亚历山大攻占了北印度，因骑兵不懂钉蹄铁，无法翻越万山之结的帕米尔，遗憾地使西方文明与中原文明擦肩而过。
大流士一世豪迈地咏叹“神创造了我，赐我这英雄骏马的帝国”，中国在春秋战国这最富生机的帝国创业时代，也是以“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来衡量综合国力的。中国的皇帝无不以弓马来君临天下，而西方的王权也是靠骑士制度维护。甚至我们现在谈论的英雄，像拿破仑、朱可夫、华盛顿、伊丽莎白二世、李自成，他们的塑像竟然都是人坐在马背上和英雄骏马的统一造型。
马是所有家畜中最后一个进入到人类文明中的。农耕文化选择了驴，游牧文化选择了马。马一旦进入人类社会，人类的迁徙范围就扩大了，游牧文明才能逐水草纵横万里。每当中原文明受到游牧民族入侵，都是一次文化注血，中华民族就在这种野蛮的碰撞中变得强大。
什么叫华夏？八骏九逸之国，八匹骏马，九方乐土，也就是九州或神州。我们的文化底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同马发生关系的，可以说，鞍马文化是中华三大主体文化的结晶。北京原本就是个马背上的城市，它是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下产生出来的城市。满人就是后金，本身是骑射民族，辽金元明清，五代王朝，只有朱家，是打败蒙古骑兵建立的明朝。《史记》里面讲得很清楚，连我们的祖先轩辕氏都是个坐着勒勒车到处云游的人。
在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四五千年前，曾是人文之主颛顼帝君临天下的地方，现今发掘了一处有7000多年历史的古墓，展示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平面四方形制和大勺星（北斗七星），喻示：民以食为天。后浙江省的凿岩洞中，进化为不但有四方的形制，在洞顶又纵向地用乌逮和天马与大地交相辉映，以示洞中天地，展示了一种要君临天下的野心，不知哪位先祖干的。
我们的祖先以这种马的造型显示苍天，又将马的悍威、速力、结构表叙得令人叹为观止，使每个中华人，不论族群、信仰，无不为这精彩而自豪，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壮丽的、以马为代表的苍天之下。
中华民族中最大的族群汉族，先祖是羌，由西向东发展，今天的新疆仍有“若羌”之类的地名，和田玉横贯华夏就是佐证。《史记•六国表》：“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在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于丰、镐伐殷……”寥寥数语，我们又感受到那车辚辚、马萧萧的西进序曲。当然华夏之族的融合要早于夏、商、周，而中华的先辈轩辕氏黄帝，传说中就曾将马喻为“济世之基、立国之本”。
正因为有马背上的彻悟积淀，至汉武帝，强大到一个汉兵可对付20个匈奴兵时，匈奴骑兵一经汉骑兵攻击便大喊：“汉子来了，汉子来了。”进而由华夏演变为汉族，我们至今还在不自觉地引用“汉子”来赞誉什么人。当然匈奴也是华夏一族，是夏禹、淳维之后，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
自公元前5世纪，中原掌握了三元文化（农耕、游牧、舟楫），进入了城邦时代，城里人叫“国人”，城外的人叫“野人”。在邦国的打击下，野人退居降雨等分线以北，成了六戎，由栾提头曼将其一统，将骏马与茶叶结合成大草原文化，与华夏割裂，并正告汉帝，君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正式拉开了游牧与农耕在中华大地上连续2000多年的大碰撞，其根源竟是一场兄弟同室操戈的内战，而且在马背上打出一个汉族来。
在人类历史上，也许只有中国曾为马进行过战争。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98年，武帝为了得天马羽化升仙，命李广利——这个号称“贰师将军”的大舅子西征大宛，抢所谓“大宛天马”。武帝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这一仗，14万大军以围城得胜，没什么伤亡。为护大宛马的毛色，李广利逼迫兵士将军帐做成遮阳的走廊，连冻带饿，归朝仅剩一万多人。有一种说法，一位将军感慨道：“武帝要问这是什么马，我就说：这是我大汉士兵的汗血换来的，就叫汗血马！”
谁失去马背，谁就失去江山。
站在历史的天平看，上帝是公平的，在马的问题上给了东方、西方同样的机会，东、西方都同时抓住了它。东方的诸子百家、古希腊的哲学、希伯来的宗教、古罗马的法制纷沓而来，人类的文明在马背上快乐地发育着。
